四是巴以问题将重回旧轨道，拜登难以全盘否定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特朗普是近70年来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在“两国论”、耶路撒冷地位、定居点、戈兰高地归属、美国驻以大使馆迁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地位、对巴勒斯坦援助等问题上，突破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诸多政策红线，从根本上动摇了巴以和平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根基。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主导的“世纪协议”对以色列一边倒，将约旦河西岸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划归以色列。拜登对特朗普的巴以政策持批评态度，指责特朗普削弱和破坏了中东和平进程。拜登政府或将继续坚持“两国论”，在耶路撒冷地位、定居点、戈兰高地等问题上回归传统立场，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地位并继续提供援助。不过，拜登政府也明确表示不会再将大使馆从耶路撒冷迁回特拉维夫，对阿以关系正常化也予以肯定。总体上，鉴于巴以问题边缘化趋势和巴以僵局日益难以破解，拜登政府可能不会在该问题上投入过多精力，除政策宣示外，恐难有所作为。

五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将继续维持美军小规模存在，加大对反对派的政治支持，但不会大规模军事介入。拜登对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基本持支持态度，不愿大规模军事介入，对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心存顾忌。拜登政府批评特朗普政府不负责任地从叙撤军、放弃叙反对派、容忍俄罗斯主导叙利亚事务、纵容土耳其镇压美国的反恐盟友库尔德武装，还批评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伊朗等地区国家在叙利亚搞代理人战争。拜登政府提出要加大支持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参与叙利亚政治进程的力度，提高美国的地位和影响，避免叙利亚问题被巴沙尔政府和俄罗斯完全主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称，拜登政府将与叙利亚公民社会和支持“民主”的伙伴站在一边，为“叙利亚人民有发言权”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努力。拜登政府将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驻军，继续支持库尔德武装。2021年2月27日，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但意在威吓伊朗，无意扩大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

此外，在利比亚、东地中海、伊拉克等地区问题上，拜登政府也将投入更多精力，力求发挥更重要作用。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2.0版”

拜登以及布林肯、沙利文等人皆是奥巴马政府的旧臣，曾在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主张淡化反恐色彩，强化多边主义和对话外交，避免对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强调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等。因此，拜登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与发展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并且要纠正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推行的有损美国领导地位和利益的政策，实现美国中东政策的“去特朗普化”。不过，三届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虽然个性鲜明、差异不小，但共性也较为明显，都强调战略收缩、避免再次卷入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中东政策的避战慎战怕战心态日益凸显。

奥巴马执政时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提出要结束小布什政府开启的全球反恐战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应对中国崛起上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基本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从中东撤军，以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二是缓和与伊朗的矛盾，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三是推行多边主义，强调发挥“幕后领导”作用，督促盟友承担更大责任；四是降低“民主”在其中东政策中的地位，结束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奥巴马政府认为，其最大外交成就之一就是于2015年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奥巴马本人还因推崇多边外交和在中东促进和平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奥巴马政府也因其中东政策而饱受质疑，反对者批评他为收缩而收缩，在中东“不作为”：对伊朗采取绥靖政策；在支持英法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对利比亚弃之不顾；放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应对“阿拉伯之春”不力等。特别是2012年极端分子杀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被视为奥巴马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外交上的“滑铁卢”。

特朗普政府虽然表面上推行“去奥巴马化”的中东政策，但在精神上却继承了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衣钵，即“结束中东战争，从中东战略收缩”。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理念，推行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私自利特征鲜明，在国际上四处“退群”，并且明确表示不想承担国际领导者责任，不愿继续充当“全球警察”，这在其中东政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力避卷入中东冲突，虽多次遭遇伊朗的重大挑战但仍竭力避免与伊朗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不顾美国军方和盟友的反对两次急切宣布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军，对也门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东地中海危机、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大都置身事外，更无意关注中东地区的“民主”“人权”和国家建设问题，大幅削减对地区国家（以色列除外）的援助。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以战略收缩为中心，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孤立、打击伊朗为重点，带有明显的内卷化、个人化、利益化（兜销军火）和“以色列化”的特征。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加大对伊制裁，全面遏制伊朗；二是在巴以问题上推出严重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三是增兵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四是积极向海湾国家兜售军火，让地区盟友为反恐买单，以谋取经济实惠。与奥巴马政府相似，特朗普政府将其中东政策视为任内最大的外交亮点之一，如击垮“伊斯兰国”；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推动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建立“中东战略联盟”，组建反伊朗的地区阵线。然而，与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也在美国内外招致广泛批评：在伊朗问题上，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持续加码对伊朗的制裁，不仅未达到让伊朗屈服的目标，反而加剧了美伊对抗，引发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在巴以问题上严重偏袒以色列，在“两国论”、耶路撒冷地位、戈兰高地归属、非法定居点、边界划分等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颠覆国际社会共识的行动，如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的主权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建设的大部分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断绝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交往；颁布“穆斯林禁令”，公开歧视伊斯兰国家，等等。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将大体延续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但也会依据形势发展作出相应调整。拜登和布林肯都一再强调，时代和环境已发生改变，政策需因时而变。这既是拜登与民主党人必须与特朗普进行切割的政治需要，也是美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剧烈变化使然。拜登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都不断下降。特朗普贬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抛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委内瑞拉等国的安全挑战上几乎没有任何表现，放弃了美国动员盟友集体行动以应对新威胁的领导地位，背离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颁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危机”。“我们不能假装世界可以简单地恢复到75年前、30年前甚至4年前。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就像在国内政策方面一样，我们必须制定新的路线。”《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列出了当前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其他生物风险、不断升级的气候危机、网络和数字威胁、国际经济中断、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危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对拜登政府而言，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拯救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信誉。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让美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发挥领导作用，扭转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式微趋势。拜登上任后首个重要外交政策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从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看，印太地区仍将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欧洲的地位也明显回升，但中东地区不是优先选项。2020年美国大选时，拜登的竞选纲领中有三处提及中东：一是停止“无休止的战争”；二是核扩散问题，其中核心之一是伊朗核问题，提出要重返伊核协议；三是与盟友关系，明确提出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而2021年3月3日，布林肯在其上任以来首场重要讲话中列出的拜登政府八大外交重点并未触及中东地区，只是点出了美国为军事干预中东地区付出的代价过高，但也提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取得的两大外交成就之一。

近年来，美国国内已基本就中东地区形势达成三点共识：一是不应该在中东地区发动新战争；二是不应通过大规模军事干预来推动反恐和促进“民主”；三是中东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美国应将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而非继续深陷中东泥潭。虽然目前美国国内围绕中东地区对美国是否还有战略价值、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撤离该地区这两大问题上仍有争论，但主要是做多做少的问题。因此，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总基调仍是战略收缩，这是由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美国在中东利益下降所决定的，不会因政府更替而发生变化。2021年2月17日，拜登在上任后第三周才与其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2月24—25日才分别与伊拉克总理卡迪米、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话，迄今尚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三位领导人通话。这既传达了拜登对中东地区领导人的复杂情感，也反映了其希望与中东地区保持距离的心态。

概而言之，拜登政府既要回归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基本路线，但又不会全盘继承，比如拜登政府强调要加大在中东地区“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干预；虽然强调“去特朗普化”，但又难以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遗产做彻底切割。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缺陷是理想主义色彩过重，过于担心继续深陷中东泥潭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恶化，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干预犹豫不决。与之相较，布林肯强调强硬外交，支持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主张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装备，认为“若事关阻止暴行，应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缺陷则是孤立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太浓，个人化外交取代了机制化外交，加上特朗普本人行事鲁莽、作风粗暴，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和基石遭到破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誉和形象一落千丈。除了理论和路径差异外，作为后来者的拜登对前两届政府的政策得失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将会从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