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讲讲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最早是从重庆开始，叫渝新欧。渝新欧横空出世，运营后将重庆、新疆、欧亚大陆连在一起。

过去连接欧亚大陆靠骆驼，现在靠班列。这个动能不一样，是几何级增加。由于大家都感觉中欧班列特别好，所以它在全国迅速复制，包括成都、武汉、郑州、义乌，遍布全国。而且中欧班列从成都和重庆，已经到了西部沿海地区。

大家知道东部沿海地区，但是我国还有西部沿海地区，比如广西，它也临海，但没有东部沿海发达。通过中欧班列，把陆上到海上连在一起。

连接的意义是什么？把真正的陆上“一带一路”和海上“一带一路”，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连通起来，这样一条大动脉，横贯欧亚大陆，连通中国，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第二条大动脉是陆海新通道。它最早叫南向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中间连着几个省，最后到达广西南宁。当时中国和新加坡有一个互联互通的项目，这一项目不断推进。从南宁再到新加坡，有一个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因此，我们将南向通道与经济走廊连在一起，称之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之后，国家发改委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带动中西部省份协同发展。但如果只是从重庆往南走，这只是到了一半的中国，中国南方。北方怎么办？所以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8月出台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文件，将通道拓展到了内蒙古。

从北边的内蒙到南边的广西、云南，中国的中西部13个省区是在陆海新通道上。我们通过内蒙古可以接上中蒙俄经济走廊，在东北亚方向，从“冰上丝绸之路”把北边打通，往南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到南极。这样，这条通道就把中国南北打通了。所以这两条通道合在一起，我将它称为“一带一路”大通道。

在大通道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物流；第二可以进行新基建，还可以外延到其他国家；第三，可以运输抗疫物品。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温州，有很多海外人，疫情爆发后，他们有一个海外驰援项目，把抗疫物资迅速发往100多个国家，就是通过陆海新通道运出去的。

通道打通后，可以成为任意的通道。可以是生态通道、粮食通道，也可以是绿色通道、“吃货”通道。比如各个省都有油炸食品，那么可以开展一个“一带一路”油炸食品大展会，这是接地气的做法。

2020年，“一带一路”大动脉的形成，使地方融入“一带一路”有了真正、实际、框架性的动力。

地方动力的优势

动力已经提出，这一动力对地方融入“一带一路”有什么好处呢？

从长远看，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央地协调。“一带一路”是国家倡议，必须通过中央部署，部委规划，地方推进，企业发挥主力以及整个市场进行运作。

面对如此复杂的状况，如何衔接起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地方，在地方把所有东西进行聚合。可以说，国家战略要依靠地方推进，地方发展要依托国家战略。

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尤其是“一带一路”的七年，这句话体现得特别明显。

广西南宁每年都会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到现在已经十七年，而且一直没有中断，今年11月份还举办了实体会。在会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南宁渠道”。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很多经济合作，包括数字、化工方面，在南宁能够直接达成。因为有各个部门举行的论坛，南宁渠道将产业链上多利益相关方集合在南宁，形成南宁渠道。

这就是央地协调。地方通过服务“一带一路”获得了很多好处。

▲演讲现场留学生提问。（图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第二个是区域协调，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有协调，但东西南北各区域如何协调？现在有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还有中西部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但将其“团”在一起去协调，其实很困难。

有了“一带一路”大动脉，你会发现，两个大动脉不仅是东西南北交叉，而且覆盖全国。它像一个多项插头，京津冀可以插在这里，大湾区也可以插在这里，有助于形成非常好的区域性协调机制。现在各省的十四五规划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从而制定更好的战略设计。这比七年前地方融入“一带一路”更加“提质升级”。

最后一个好处是陆海统筹。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叫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大动脉正好是把陆和海联系在一起。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指数，叫“中国的海洋意识指数”。

经过研究，发现内陆人的海洋意识，或者说对海洋的渴望，要高于沿海省份。因此，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出现后，能够满足内陆民众的许多愿望。中亚的牛肉、小麦以及东南亚的水果、海鲜可以通过多式联运相互打通。

“大动脉”成为各省发展的大框架

2021年，我们都期盼着疫情好转，期盼“一带一路”能够内外融通，进一步促进双循环发展。对此，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候，应该是一国一策和一省一策的协调与结合。刚才讲到“一带一路”是国家级的倡议，我们现在跟138个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数据截止2020年12月20日），这是全球大策略。

此外，各部委也有“一带一路”规划方案和行动计划，这是国策。

“一带一路”沿线，几乎所有的省区都有“一带一路”的规划方案，有些省市每年都有，比如西安，每年出台“一带一路”行动方案。

现在各省的十四五规划，几乎都有“一带一路”的相关内容。我的想法是，各省在十四五期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应该有协调，协调要有大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一带一路”大动脉。

第二个建议是乡土情怀和全球责任的结合。“一带一路”的使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宏观、高大上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容易虚。因此要往下“走”。

走到哪里？“走”到乡土情怀。在中国云南有一个地方叫普洱，普洱市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产茶，还跟缅甸、老挝、越南相邻，中国这一方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在老挝、越南和缅甸还没有结束。

所以当地人讨论说应该一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精准扶贫，这样看似是乡村的事情，但实际上是全球性责任。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发展“一带一路”地方版的五通指数。我的团队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国家版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用量化的方法测算中国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五通合作的具体情况。当我发现地方有这么大动力的时候，就想应该做一个地方版的五通指数。

通过地方版本，可以观察如何与其他国家或地方进行五通合作，这有利于统一监测，统一观察地方动力如何生成以及具体进展。

整体来看，“一带一路”的内生动力来自地方。2020年最大的地方动力是来自“一带一路”大动脉。在2021年甚至以后更长时间，我们应该发展地方版“一带一路”，同时与国际范围的“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形成真正的“一带一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