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将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做到极致”

傅高义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社会。随后，他在日本度过了两年，学习日语并进行实地研究。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他才转向对中国的研究。傅高义精通汉语和日语，著有《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多部有关中日两国的书籍，并与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结下了友好关系，在两国备受尊敬。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澎湃新闻表示，“在美国，傅高义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认为，傅高义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国，而美国的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可能再回归这种风格了。

“现在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政治学术界，在傅高义教授这样的老一代学者之后，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于铁军有着类似的看法。

于铁军指出，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傅高义是社会学出身的，他做学问的方式跟当下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式还不是太一样，傅高义“把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做到一种极致”，这包括田野调查、语言技能，对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民情都有深厚的了解，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对象国——中国和日本——拥有广阔的人脉。傅高义曾说通过“拉关系”来做研究，于铁军对此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脚踏实地交朋友”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任，并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真实想法。

除去傅高义的研究方式，他对研究对象国以及对国家关系的态度也与现今的许多学者不同。“在我认识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像他这般对华友善的非常罕见。”黄仁伟对澎湃新闻表示，在涉及到中美关系走向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傅高义没有退让。黄仁伟认为，傅高义把东方文化的精髓学成、“学透了”，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都秉持着“外柔内刚”的原则。

傅高义为什么会这么做？黄仁伟认为，原因之一是傅高义有非常深厚的日本学和中国学的功底，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钻研得很透彻，所以能用对象国的文化来思考，而绝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不懂中国文化，或者一知半解，抓住中国文化里的只言片语来为自己服务。“我们认识很多中国通，没有像他这么全面理解中国的。”黄仁伟感慨道。

而另一个原因，黄仁伟认为是傅高义非常关注深入的调查研究。傅高义曾先后在日本东京以及中国香港和广东实地进行深入研究，与中日两国各界深入交流，并由此写作了《日本新中产阶级》《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作品。黄仁伟认为，“那个时代广东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也正因为研究了广东，才加深了对邓小平思想的理解。”

“傅高义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对中国社会开展深入调研，再加上他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任何风浪前都不会轻易改变。”黄仁伟说道。

而在傅高义式学者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学术环境下，当今的学者如何能秉承他的价值和精神？

于铁军认为，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有良知和担当，择善而固从。其次是坚守专业精神，傅高义的专业精神是建立在他长期对中国和日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并因渊博的学识而在这两个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学者需要凭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来发言和引导公众，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曲学阿世。第三是知行合一，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学以致用。最后是对学术研究一直抱有激情，活到老学到老。于铁军表示，“我们绝大多数人虽然年纪上很轻，但是缺乏他（傅高义）那种干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

许多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中外学者都谈到了傅高义的为人，包括他的随和，他对后辈的关照，和他乐于沟通的态度。傅高义曾说中美需要有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这令于铁军感触很深：“现在后辈学者中鲜有人具备他这种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