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美两国总体上能靠自己的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未来10年里，这两个国家会更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这将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效仿的榜样。在安全领域，建立多边联盟是领导国在战略竞争中采取的传统战略。然而，中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没有采纳这一战略。特朗普政府比小布什政府更热衷于单边主义战略，这种做法使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年削弱了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则全面拒绝结盟理念。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通过分别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双边谈判以《美墨加三国协议》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中国也未能实现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由于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冲突。只要中美主要以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方式处理冲突，全球多边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减弱。其结果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未来10年中要在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只要中国在未来10年继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就会加剧。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他的继任者可能会持续的战略优先选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基于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可能在近期得到永久解决，而且或许会持续10年。中美在贸易摩擦中采取的战略不仅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新趋势，而且暗示着经济制裁可能成为各国在各个领域对抗的普遍手段。因此，这种战略的优势将诱使中国和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是其他大国在与弱于自己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可能照例采取的策略。因此，下一个10年可能会见证一个较不稳定的国际秩序。

尽管国际秩序不太稳定，但整个国际体系在未来10年可能保持不变。虽然目前的两极化可能会使国际秩序发生骚动，并且很可能在未来10年内形成两极世界，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难以在这一时期内建立新型国际规范，更不用说将民族国家转变为新型国际行为体了。因此，雅尔塔体系有可能在今后10年中继续下去，不会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就像冷战时期直至冷战后时期一样。

缺乏主流价值观与战略信誉

在未来10年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建立一套新的主流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来指导国际社会。自由主义与反建制主义之间的竞争使美国无法恢复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也不能建立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价值观。中国政府也不能向国外推行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观，除非它在国内建立起一种政府和民众都认同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同时，目前的两极化意味着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都没有比美国或中国更大的能力建立新的全球性价值观。因此，在未来10年内，世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时代。

全球主流价值观的空位，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区域统治或对某种类型国家施加影响留下了真空。由于中美两国都知道意识形态对抗很容易升级为冷战，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出现如冷战期间那样两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只要中国谨慎地避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美国就不能使模式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相反，世界可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看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万花筒般的竞争。中东可能被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竞争蹂躏；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可能在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中遭受挫伤；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陷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冲突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蒙受国家主义和公民主义的斗争之苦；共产主义国家可能面临共产主义与经济实用主义的争执；神权国家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可能会经历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

最近在大国流行的个人决策的做法将在未来10年使战略信誉贬值并增加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机制在做出决定之前不进行制度可行性研究，因此往往导致激进和感性的决策，包括关于政策调整的决策。如果左右摇摆的政策调整频繁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大国的个人决策机制可能在未来10年继续存在，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往往会压倒国家利益，包括战略信誉。因为领导者的个人利益是易变的，所以由个人利益驱动的政策将不可预测。由于大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盛行，猜疑和相互不信任可能成为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伴随着这种情况，大国之间可能缺乏合作，而倾向于使用对抗战略来处理争端。2018年年初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俄罗斯和美英法联盟在叙利亚的军事对峙，可以说明这一趋势。

当领导国缺乏战略信誉时，多数国家可能会像冷战时期一样重视自己的主权，而且在未来10年中，各国的全球治理意识可能会减弱。全球治理是指国际责任的分配，以便减少对每个国家的共同威胁。如果领导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较小国家将对实现这一目标更有信心，从而愿意参与其中，否则它们将失去兴趣，因为全球治理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在即将到来的两极世界中，中国和美国都不能担当全球领导，也不愿意负起全球治理的领导责任。由于中美都不能提高小国对中美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信心，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宁愿靠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事实上，国家主权是目前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可靠手段，因此它们可能极其重视主权，以至拒绝参与以主权为代价的全球治理。英国脱欧就是一个例证，表明英国更信任其主权而非与欧盟的合作。此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可能导致未来10年在气候控制方面没有国际合作。

在未来10年里，虽然由于没有全球领导，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将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可能不变， 因此雅尔塔体系的霸权性质将相应地延续下去。特朗普政府接连从多个国际机构退出，这的确削弱了这些机构维护国际秩序的效率，但其他大国不会效仿美国的做法。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确信留在一个国际机构中会伤害本国利益时才会撤出该机构，而不会只因为不受益便退出。这意味着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未来10年将留在目前的国际机构中，因为这样并无损失。因此，即便美国退出国际机构，甚至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未来10年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范的类型也不会改变。

我在《大国领导力》中谈到，政治领导在国际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主张全球问题可以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不会超越人类的基本性质。世界政治的特点仍然是，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争斗。虽然全球化将地球变小，使世界事务的集中管理具备了可能性，但人类尚未建立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国际机构。当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艘漏水的船上而这艘船又没有自动操作系统时，其中一国应为整艘船的安全提供领导。如果领导国不领导，其他国家不能跟随，那么这艘世界之船就会迷失方向。笔者的理论主张以王道型领导来改善世界，因为这种类型的领导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好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的领导。即使这种类型的领导不能确保建设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但笔者仍然相信它将提供最佳机会让世界比今天更和平。

阎学通 著，李佩芝 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