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话语的出现，为理解历史上的中华文明5000年和当下的中国崛起，开辟出一条新的理论路径。

这些话语告诉世界：

第一，当代中国的崛起并非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事件，也并非近代世界历史中的大国兴衰事件，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放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运动中来理解的巨大事件；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非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历史所决定的，也并非近代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历史所决定的，归根结底也还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无论这些话语在翻译成外文时外人如何解读，外人是否理解，中国方面关于中华文明的问题，已经解释的相当透彻。

首先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事实：英文的civilization这个词与汉语中的文明这个词，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英文表示文明的civilization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最初是作为与蒙昧savagery和野蛮barbarism两个词相对的一个概念创造出来的，用于表示18世纪时欧洲城市中刚刚出现的那种整洁干净的、讲究礼貌的、轻松舒适的生活，以区别于过去那种肮脏的、粗野的、贫苦的乡下生活。

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于1767年发表了一个论文集，名字叫《文明社会的历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该书的主题就是：不仅个体从幼童长大为成人，物种群体也从粗野成长到文明。（Not only the individual advances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but the species itself from rudeness to civilization.）

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一词，从诞生伊始，就兼容于进化论的语境，天生隐含了“高级发展阶段”和“高等文化状态”这两重意思，前者与过去的历史相对，后者与其他文化相对。100年后，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将人类史前时期的进化按照“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分为了三个大的阶段。

但汉语中的文明一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起源。《周易》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语，《尚书》中也有“睿哲文明”的文字，说明这个词是与华夏族最古老的文献一起出现的，而且从诞生伊始，就兼容于天下观的语境，天生隐含了“天下文化”和“天下光明”的意思。唐初经学家孔颖达对《周易》、《尚书》中使用的“文明”分别作了两个注疏，一个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一个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对比一下这个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起源，可以发现，汉语中的文明一词，主要是指基于华夏族书写文字符号的精深文化出现之后，对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现象。意思是，华夏精深文化传播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在那里经纬天地、照临四方。魏晋时代的曹丕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个区别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中国人使用汉语来讲自己的“中华文明”时，所指的东西并不与英文的civilization完全一样，由于汉语的“文明”早在英文civilization出现之前至少2500多年就开始使用了，而且是在一种“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梁启超，1901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使用的，当然也就主要是在原本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的含义上使用，而不是在18世纪西方的civilization的含义上使用，所以其中并不必然要包含进化论的含义，也并不必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高低优劣区别。

另一方面，当其他人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在英文civilization的意思上谈论“中华文明”时，由于他们不大可能理解汉语“文明”一词的全部含义，所指的东西也必定不会与中国人所说的“中华文明”完全一样，因此而难以理解到其远远超出civilization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

中国学者的使命

基于对于汉语文明这一概念的如此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中华文明5000年的世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的文明，也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事实上，一个必须通过与其他文明之间的高低优劣对比来界定的文明，注定不能承认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也注定无法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互鉴。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在其全部历史中都贯穿着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文明，一个数千年连续不中断的文明。而只有将全天下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视为文明本质的文明，才可能是一个“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才可能在每一次大的文明冲撞中实现自我维新并不断延续和发展。

为什么西方学者在理解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整体上是失败的？因为无论是把中国当作民族国家还是文明国家，其实从根本上并未脱离开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问题高度理论化、甚至抽象成带有类自然科学形式的理论，将国家抽象为类似于物理学当中的运动物体，和历史无关，只与物体的当前质量和运动方向有关......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西方民族国家崛起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且受到了同时期取得巨大成功的牛顿物理学理论强烈影响，因此，实际上只在高度西方化的世界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一旦发生了文明史尺度的历史巨变和世界秩序的重塑，这种理论注定是要过时的。

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却仍是固守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并沉迷于形而上学理论形式的这一批人，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国学者。这些人无论在理论上如何花样翻新，其新理论看起来如何具有学术性，却因为不能正视由于中国高速崛起而正在发生的时代巨变，实际上距离国际政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了，在理解中国方面也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这也就意味着，最终将文明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基本要素，并从中发展出避免文明冲突、展开文明平等交流和互鉴、通向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真正大有希望的学术努力，只能从基于中国思想、中国理论的中国话语中产生。

毕竟，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从原生文明连续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对于何为文明、文明的本质是什么、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平等交流和互鉴等重大问题，具有最深刻的理解，也能够给出最正确的解释。

这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笔者本人去年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和今年的《文扬论文明》40讲音频课程，都是受到这一使命的驱使而进行的一点个人努力，希望能够成为汇入到中华新时代思想大潮中的小小浪花。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