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中国学派”问题。20年前(2000年)之所以会提出“中国学派”一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状况的不满意，因而强调中国学人不能跟在他国背后亦步亦趋，另一个原因是体认到西方理论只具有有限的普适性。秦文指出了这一点，即要承认国际关系理论的有限普适性。根据实践理论的基本假定，地方性实践在理论建构中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其所用社会理论首先是地方性知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一开始都是建立在特殊性知识和意义之上的系统性学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极为重要。

三、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缺陷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存在着“闭锁”性，(12)一个突出的反映在于它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而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基于这一心态，美国学界对非美国的思想或理论学说便不愿“兼听”，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有意无意的学术傲慢和偏见：既然我的学说已经可以解释和说明全世界的国际关系问题了，那何须他国或他人再来新创理论学说呢？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上述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其结论也必然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必须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非是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理论大都建立在西方经验、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如权力优先、制度约束、“文明标准”等，因而必然有它的盲区。它们没看到或看不到很多非西方、异文化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处于西方视野之外的或是其力有未逮的。由此而来，西方学人在理论思维上也存在着局限性，甚至可以说，西方的理论思维摆脱不了这种局限性。长此以往，理论发展也丧失了大思维，而只能在一些相对细小的问题上纠缠打转。若干年来西方理论没有大的发展，也正说明了它难以跳出这种局限性。

这里，我们可以用西医和中医的对照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西医于近代来到中国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人一直是用中医药来治病的。既如此，说明中医是能够治病的，也说明它必有其内在的医学机理。换言之，西医和中医都能治病，但机理或原理不同，故不能以西医否定中医，也不能以中医否定西医。相反，两者应该——事实上也可以——相互补充，比如中医的整体性思维，就极有可取之处。西医因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直奔主题，着眼于把病毒和病灶杀死消灭。西医的长足发展大大造福了人类。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是一种有限的科学，其基本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于气、脉、阴阳这些中医概念都在其视野之外。西医定于一尊，本身是科学话语霸权的一部分，以至于不仅否定了中医，而且否定了中药，甚至否定了中西医结合。西医用庸医的事例和中药偏方来嘲讽整个中医和中草药，其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看不到世界上非西医的医学也具有科学性。中医药不做药物分子分析，不符合“科学”方法，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毒性检验、重金属超标等，但中医药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中国的屠呦呦还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3)成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位本土中国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因而严重影响到其治疗效果。屠呦呦团队受中国典籍《肘后备急方》启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终于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由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因此，它们对恶性疟疾具有极佳的治疗效果。这样，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的屠呦呦团队，创造性地研制出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些新药对疟原虫具有100%的抑制率，因而被誉为是“拯救了两亿人口”的科学发现。屠呦呦经多年研究成功提取青蒿素，恰恰是经由中医药的路径而获得的重大发现，说明了中医药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这一事实对于“中国学派”建设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同理，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场域中，如果出现的是一种西方理论独霸一方的情形，那就很可能发生偏颇。因此，必须通过建设和发展非西方的理论学说这一方式来补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以和应该有所作为的地方，也正是“中国学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中国学派”取得的学术进步

20年来，“中国学派”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具有中国理论原创性的三、四种理论学说已经产生，它们分别是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并且已经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当然，这些理论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本文试在这里简要援引代表性学者的原话，提纲挈领地交代它们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思想，暂不表达笔者自己的相关看法。

(一)关系理论

关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秦亚青。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与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可以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抓住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利己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发展成为诸多理论的内核。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权衡式理性，所以，理性选择也就有了一定的普适性。不过，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出另外的状态。比如，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

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的这个理论模式从“关系性”开始，首先考虑到社会过程的问题，然后再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最后通过提出“元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同时引入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对关系状态下的国际关系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这就是重视动态、重视关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便完成了这个理论模式的理论和方法部分，亦即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建构，(14)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

关系理论的着重点，首先是对关系和过程的理论建构。关系和过程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理论将“关系和过程”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了国际关系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关系性”的概念。与西方个体本位社会强调个体“理性”不同，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是“关系性”。对关系性的重视不是推翻“理性”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理性是有条件的，是不完全的，是不确定的。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理性。

其次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的研究路径是先凝练“元关系”，然后发现元关系这一“关系的关系”有着什么根本内涵。如果说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可以延伸到“个体”“利己”“冲突”“规则”等内容，以“关系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则更趋于包含“社会”“道德”“和谐”“关系”等内涵。

关系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异有同，在行为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思维不同，则行为有异。思维的不同，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包括实践、语言、生活方式等重要方面，通常反映在世界观上面。构成关系理论硬核部分的是“关系性”，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强调动态实践而不是静态事实，强调生成过程而不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15)

(二)道义现实主义

在阎学通看来，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系统阐释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当世界不再分割为多个地区体系后，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主导国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道义现实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16)“道义现实主义论”认为它所提倡的道义原则都是普适性的，而非民族性的，例如公平、正义、文明、诚信。道义对“权力”和“实力”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遵循或违背国际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但并不必然相应地增强或降低实力；另一种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具有增强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实力的作用。遵循道义有助于增强内外政治动员能力，而政治动员能力可转化为物质实力。

“政治领导”是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它将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个类型。政治领导的类型不是由国家实力和国家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性格、年龄、成长环境、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该四类政治领导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四类不同的政治领导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崛起困境。(1)无为型领导倾向于逃避困境战略；(2)守成型领导倾向经济合作战略；(3)进取型领导倾向于睦邻结盟战略；(4)争斗型领导倾向于军事扩张战略。将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不仅可以解释崛起国领导类型与对外战略偏好的关系，也可用于解释主导国、地区大国和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领导类型之不同还决定了一国政府是否看重国际战略信誉。在上述四个类型中，无为型和争斗型不在乎国际战略信誉，守成型愿以低成本维护信誉但不愿付出太多，进取型则将战略信誉视为重要利益。崛起国的领导人对于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对国际格局的实力对比、建立国际新秩序和维持秩序稳定性等，都有重要影响。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和战略信誉这两个重要变量，并且将政治领导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在其代表人士看来，借助中国古代“政治决定论”的思想，现实主义理论家重新引入了“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由于以“国家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际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规范的变化，因而使得该理论不但能解释当前客观的国际现象，而且还能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预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