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由于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加上国家间关系等政治因素的制约，中日韩自贸区的实际进展较为缓慢。一段时间以来，日韩关系持续紧张，加之日、韩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围堵的情况下，肯定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近期完成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三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虽然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还未成立，但三国间的经贸关系依然非常紧密，特别是中国拥有的巨大市场仍然是吸引日韩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双边自贸区构建方面，相关国家已经率先取得谈判成果，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依旧是地区关注的焦点。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完成了自贸区的更新谈判；日本、韩国在签署双边自贸区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同样把构建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并先后完成了与韩国、东盟的自贸区更新谈判。在中美关系方面，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中美投资谈判出现停滞，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两国就贸易争端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美国大选临近，中美围绕第二阶段的谈判已经被搁置，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要看美国大选后的政策走向。无论如何，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维护中美相互开放的基础框架，通过谈判减少分歧、降低冲突的烈度至关重要。

总体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美国的政策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以APEC为框架的亚太地区整体经济合作的动力减弱，甚至出现了美国推动的所谓“脱钩”“回归”“构建可信任供应链”等逆向发展潮流。与此同时，次区域与双边的经济合作继续深化，构成了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趋势。 

中美经济链接与开放合作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亚太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基于市场开放下东亚地区与北美地区的经济链接，其中东亚经济重心和增长活力主要依靠中国，而北美经济中心则在美国。长期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呈现一种基于开放的互补型特征，同时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但相关问题如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由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回顾亚太经济合作的历史可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主动提升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水平，推动成立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领衔制定了“茂物目标”，看重的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然而，美国政府的亚太区域政策出现了转向。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大框架下用排斥中国的办法构建TPP，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单边制裁的办法来削减所谓的贸易逆差。这不仅无法解决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而且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损害，进而破坏亚太经济合作的基础。此外，APEC不是一个地区组织，而是基于合作精神的共识性行动，核心是合作（Cooperation）。如果相关成员特别是关键大国失去了合作意愿，美国的相关政策不回转，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将愈发陷入困境，相关共识性行动也难以成行，这是亚太地区整体框架下经济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内在驱动力来自区域经济链接和以此为基础的互利认知。从供应链分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阶梯型的互利结构，即高发达经济体位于供应链的高端，提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中等发达经济体位于供应链的中端，提供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欠发达经济体主要进行再加工和产品的终端装配。这种阶梯型的分工结构所形成的生产链与供应链网络基于市场的开放环境，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从供应链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亚太地区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优势转移和延伸，其运行基于两大推动力。一是公司依据成本效益比较，进行产业分工转移，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分工序列；二是上游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竞争力，以进入更高层次的分工序列，把低端让给更具比较竞争优势的经济体。亚太经济合作为地区的这种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依靠信贷扩张拉动消费和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被终结。金融机构削减信贷规模，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导致市场需求大幅度减少，经济增速放慢或者呈负增长。其结果是支撑北美与东亚的经济链条出现断裂，使得原有的“危险平衡”被打破。事实上，市场开放本身难以缓解国家间的不平衡。一是贸易的不平衡是基于供应链的分工，而供应链分工是基于企业的全球化分工布局与参与者的功能定位。因此，产业内的交换动态不平衡与作为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之间没有再平衡机制。二是美国之所以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其储蓄结构和美元主导地位有关。因此，美国本身的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是关键，依靠所谓“脱钩”或者提高关税并不能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对于大多数“走出去”的美国企业来说，迁回美国是没有出路的。尽管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企业施加“回迁”压力，但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考虑退出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东亚市场对其发展举足轻重，并且中国和东亚具有美国缺乏的生产与需求的市场优势。特朗普政府极端政治化的经济政策导向难以符合美国大多数跨国企业的切身利益。

应该看到，亚太地区经济链接加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了供应链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使中国成为重要的供应链中心。因此，中国是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增长活力的重要引擎。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战略焦虑，使得亚太经济合作被嵌入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奥巴马执政时期针对中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启动不包括中国且针对中国的TPP，希望通过不包括中国的市场框架与准入标准来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却造成以APEC为整体框架的亚太经济合作产生分裂。特朗普执政后，升级了针对中国的全面部署，在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领域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进行全面遏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甚至声言要与中国全面“脱钩”，不仅以印太取代了亚太概念，而且把前者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区域平台。在此情况下，中美失去了共建开放、发展与合作亚太的政治认同与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经济的紧密连接与合作，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就没有了支柱。所以，若要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就要重建中美关系的政治认同基础。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难题，也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促使其重回推动亚太合作的轨道，成为维护亚太发展的重要议题。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前景

就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而言，尽管APEC合作机制的成员框架依然完整，许多机制还在运行，但如果不能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上有新的作为，各成员对其信任度就会下降。回顾APEC发展历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APEC曾一度冷却，原来设定的议程出现停滞，对其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当前，APEC领导人需要就新形势下APEC的发展进行深入讨论，在发展方向、推进方式、发展目标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这样不仅可以在新形势下为推动APEC发展提振信心，而且可以在世界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世界开放合作发展释放积极的信号。

当前亚太地区各方最为关注的议题包括美国区域政策的改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在此情况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开放与合作的大局；二是调整亚太合作的重点方向，聚焦推进务实有效的功能性合作，如进一步落实APEC在推进金融合作、绿色经济、新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上达成的合作共识，并就实施情况进行及时梳理和审议，同时应特别重视推进亚太地区物流网络、大数据网络、数字化网络的开放与合作，在新领域发掘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与活力。

在自由主义“退潮”之后，各国将更加关注自身发展中的均衡、可持续问题。因此，未来亚太地区合作应更多关注社会普遍受益、公平受益以及提高公民参与能力等问题。APEC为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设计了经济技术合作议程，旨在提高欠发展经济体的能力建设，其中包括劳动力技能和当地发展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缺乏具体项目的推进，这方面的成效有限。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把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互联互通作为实现合作发展目标的重点，在推进亚太地区的功能性合作中，也应该把这些理念和方式融入亚太经济合作的项目之中。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构建了基于亚太地区的合作理念与机制框架。区域合作的基础是基于地缘互利的共识。在全球多边体系面临挑战、全球化回摆的形势下，区域合作大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区域合作的需求不仅在于经济发展，而且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取向，即通过合作解决争端、化解冲突、增进信任。亚太地区合作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但也有很强的政治导向。APEC作为亚太地区推动合作的主要平台，在新形势下需要有新的作为。

作为亚太国家，中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给予高度重视。中国不仅是亚太区域合作重要的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贡献者。中国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大政方针不会动摇，并将以深化开放、真诚合作来聚拢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消减单边主义、敌对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诸多挑战，亚太地区需要尽快回到合作共进的道路上来。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