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内容更加综合。全球化虽然因贸易和资本流动而产生，但它一旦产生，将绝不会止步于经济领域，而是不断向社会、文化、安全、卫生等更广泛的领域拓展，推动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接触与交流，形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结构更加均衡。当前，全球范围内仍存在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领域不平衡、受益不均等、话语权不对等的问题。疫情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模式转型，使得为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化逻辑，正在超越某些国家、某些群体单赢的旧有逻辑，这需要构建权利、义务与责任更加均衡的全球化结构。

三是发展更加可持续。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化不仅引发了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加大，还造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等问题。新型全球化应面向未来，以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全面进步为追求，重构兼顾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全球发展模式。

四是治理更加有效。全球疫情叠加百年变局，更加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新型全球化需要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全球治理形式，巩固多边合作基础，形成与新型全球化相匹配的共商共建共享的高效治理体系。

五是利益更多交汇。如果说之前的全球化，使各国的现实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那新型全球化则需要更多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撑，努力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同时还要协调和满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推动彼此价值认同和携手发展。

六是技术更多创新。全球化因经济而兴起，靠技术而深化。如今，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逐渐打破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障碍等，智能化将比信息化更加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走势，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既需要政治、经济、技术角度的思考，更需要文化、文明、价值的视角。当全球化发展进程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妨在文化的丛林中寻找破解问题的出路。

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持续发展中形成了朴素的“天下观”和深厚的“世界大同”的理念，蕴含着丰厚的“命运共同体”基因，相信这将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在共同利益上推崇“天下为公”。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却一致认为，公平无私是最重要的“天理”。只有本着一颗公心，为全天下人的共同福祉采取行动，才能得到善治，如果只以一人一国的私利为行动准则，世界必然陷入混乱。

在彼此相处上信奉“仁者爱人”。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始终认为，爱他人，就能得到他人的爱；尊重他人，就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孔子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这是中华文化中对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处之道的深刻认知。与冲突和对抗相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才是化解问题与矛盾的更智慧、更有效的方式。

在相互关系上主张“和谐共赢”。中国历来坚持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主体“以和为贵”，这仍然是今天我们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

我所在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综合性国际传播机构。成立71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愿加强与各国相关机构的沟通合作，共同搭建文明对话和国际交流的广阔平台，与大家一道携手努力，为新型全球化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杜占元，中国外文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