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开始对科研院所等开展“独立行政法人”改革，使其由“国家机构”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政法人”，其核心特征是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权力、赋予用人单位自主权，较为显著地推动了技术研发成果的实现。在此基础上，2015年，日本政府又对“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进行了修订，首批31家“国立研发法人”被正式批准设立，其目标是提升日本产业技术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

目前，日本又在积极探索“特定国立研发法人（超级法人）”制度的设立，以期打造具备世界最高研究水平的研发机构，推出更多新产业新技术成果，保持日本产业未来领先地位。

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如今，人才的竞争已经从争夺产业创新人才、产业高科技人才，发展到了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设置障碍、阻隔竞争对手国家的人才接受其教育或工作机会。尽管这不利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但至少暂时保护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性。

面对一些国家对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已经铆足了劲，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教育体系与制度，加大自主培养未来科学技术与新兴产业技术人才的力度；同时，要建立起更完善的、可以面向未来长远发展所需的人才引进、使用的体制机制。

例如，深圳已经宣布海外人才到深圳工作，可以根据政策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且粤港澳大湾区都可以适用此政策。加上香港几所世界级大学的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和集聚，深圳在人才储备上已经先行一步，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二 产业投入产出效率需引起充分重视

看清了形势，人们自然要关心我国该如何应对了。

前不久，我参与主持编写了《2019中国产业发展年度分析报告》。和过去略有不同的是，在拟写这一报告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注意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出发，对我国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与研究。

为何要强调这一视角？因为我们在过往的研究中发现，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至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尤其在经济总量、产品总量增长方面更为突出，但在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仍有改进之处。我们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做个基本判断，以利于未来更高质量的产业发展。

2019年度是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遇到较大挑战的年度，一方面，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全球经济波动乃至下行，令投资者风险担忧加剧；另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下行趋势，稳增长、调结构是经济工作与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继续增长，第三产业增速稳中有升，三次产业结构基本稳定，但在产业投入使用与产出效率上确实还有待提高。

从资本使用效率来看，多数行业的资本产出系数在近几年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说明以往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降低，国家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增长。

从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来看，虽然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不断增长，但是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近几年走低。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说明第二产业需进一步深化转型和发展，防止出现第二产业的低端锁定问题。

从劳动力投入的学历分布来看，我国本科和研究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占比还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知识和技术型人才的比例。

从能源使用效率来看，我国1单位能源消耗产出5.69美元产值，低于世界7.91美元的平均产值，说明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还需进一步提升。

在这一次的研究中，我们还深入分析了我国在产业上下环节、左右相关环节之间的关联效率问题。总体来看，我国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还存在较多低效率问题，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效率、产业链核心技术需要引起关注。

具体来看，从产品关联视角，多数产业的中间产品投入率较高、产业增加值较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增加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

从技术关联视角来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不强，难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价格关联视角来看，由于我国上游多国有大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价格波及效应较大，长此以往，可能会损害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获得，不利于其持续创新。

从投资关联和劳动关联的视角来看，目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投资和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较大。

具体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方面，战略性新兴行业所需要的投资数额大、风险高，行业特性导致各国普遍选择以产业政策方式对其进行扶持，以提升企业家信心。

研究发现，我国目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已经不少。这些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但也存在政策效率有待提升的方面。例如，一些新兴产业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的现象、一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升反降；我国产业政策的设计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功能性产业政策偏弱，导致对良好的市场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维持不够，有过分干预市场的现象。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违设计产业政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