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在疫情中逆势前行
2020年11月11日  |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  |  阅读量:4101

面向“工业4.0”的数字金融转型

早在2006年,新加坡就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2014年又出台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力争建成世界上首个智慧国家。2016年3月,新加坡推出面向“工业4.0”的产业转型计划,为23个工商领域制定转型蓝图,以提高企业生产力、投资技能、推动创新和走向国际化为目标。这些领域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80%。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新加坡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12.3%,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9%。

在金融服务业转型蓝图中,新加坡提出加大科技研发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商业模式,并加强行业监管,使之成为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该蓝图预计,每年新加坡在金融服务领域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在金融科技领域创造1000个,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金融领域科技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性和便利性;继续与金融机构、第三方合作伙伴和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数字化和自动化人才,建立强大的本地人才通道;扩大新加坡与其他主要金融科技中心的跨境合作协议网络,使之成为外国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基地。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型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提高金融监管标准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发展智慧金融和数字金融,推动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离岸银行业、基金管理业和风险管理业中心。

2019年3月,中国香港发放了首批数字银行牌照,新加坡金管局于当年8月宣布正式开放数字银行牌照申请,发放5张数字银行执照,其中包括2张全面数字银行执照和3张批发数字银行执照,利用大数据为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创新服务。与传统银行的数字化不同,数字银行无实体经营点,它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身份识别等技术,通过网站或手机开设账户和进行所有交易。预计新加坡数字银行将于2021年中期开业,这标志着新加坡将走进数字银行时代。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金融合作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战略博弈引发了贸易战,这对高度外向型的新加坡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新加坡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以减缓冲击。截至今年2月,新加坡共签署了26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亚洲地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

目前,新加坡已与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等主要经济体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了包括“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内的多边自贸协定,还以东盟成员国身份与主要对话伙伴签署了自贸协定。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为伙伴国家提供了进入市场的特权,也为区域金融合作创造了条件。

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提出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路线图。东盟共同体建成后,提出了金融一体化、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稳定性这三个区域金融发展战略目标,涵盖资本账户自由化、支付与结算系统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通过“东盟银行业一体化框架”(ABIF),建立合格东盟银行(QAB);通过东盟保险业一体化框架(AIIF),加快区域保险市场的融合;根据东盟资本市场基础设施(ACMI)蓝图,深化东盟区域资本市场的连接。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交汇点,新加坡为区域内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兼并收购、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等金融合作发挥了重要的媒介和枢纽功能。

新加坡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全面展开。2010年7月中新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2年10月新加坡授予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特许全面银行牌照,2013年2月授权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作为人民币清算银行,同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2013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启动人民币清算服务,新加坡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但近几年的人民币交易量减少,在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排名从第二位跌至第三位。

2015年11月,中新两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磋商,2018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新加坡关于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2019年正式生效。在自贸协定升级版中,两国同意加强基础设施联通、金融联通和第三方合作,推动区域金融合作深入发展。

(王勤,厦门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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