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良性循环的凯恩斯增长模式被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所取代，由此带来经济政策的三个关键变化：

一是放弃对充分就业的政策承诺，取而代之的是稳定低通胀的承诺；

二是切断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狂飙突进，金融市场开始远离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

这些变化叠加了大型跨国公司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弱化了工会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可以说，1980年以前，工资是需求增长的引擎：1980年之后，债务和资产价格通胀成为需求增长的引擎。因此，新模式的特点体现为金融不稳定加剧、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首先，在新模式下，中低收入阶层工资和收入的停滞不前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需求短缺，金融创新和资产价格膨胀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一空白，可以认为金融泡沫抵消并掩盖了不平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制造一个需求缺口，但他们的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政策释放出的“金融魔力”却意外地填补了需求缺口。

其次，债务膨胀和资产泡沫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市场不再填补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结构性需求缺口，不平等的需求效应就会凸显出来，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停滞是长期信贷泡沫、金融危机和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产物。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来看，尽管各国央行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QE）政策，但由于收入分配一直在持续恶化之中，经济始终受到需求不足和增长放缓的困扰。

自从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失业问题和经济衰退得不到控制并且无法扭转的话，那么经济衰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的需求拖累就会更加凸显，让经济实际表现雪上加霜。

四、政策药方何处寻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曾被视为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自然结果，然而当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至极化状态时，就会成为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滋生的温床。目前并不缺乏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经济学家们已列出了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冗长清单。

从短期而言，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居民收入增速出现大幅下滑，低收入人群收入下降幅度尤为巨大。出于预防性储蓄和减少外出消费等原因，居民储蓄率大幅上扬。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利率处于零利率水平，经济体系将无法吸收这些储蓄，由此产生的过度储蓄减少了总需求，进而拖累经济复苏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解决方案是双重的。

首先，维持巨额预算赤字，使公共部门赤字能吸收私人部门过剩的储蓄，同时增加财政刺激力度，优先用于帮助失业和低收入家庭。

第二，鼓励通货膨胀预期，即使现实的市场名义利率被困在零水平，预期实际利率也会变为负值，从而刺激进一步的消费和投资。

从长期来看，削减不平等程度需要反思并重构现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具体而言，这需要用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不受约束的跨国公司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重启社会民主议程以支持和资助公共投资，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包括金融市场），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抑制管理层注重股价最大化的短期主义行为。在新的模式中，工人将具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并获得更高的收入份额。

毫无疑问，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话题，已经站在了学术争鸣和公共辩论的风口浪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也是西方政治谱系中左右翼之间的较量。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提高最低工资、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扩大基建等政策主张，或许预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

(施东辉，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