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3：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就将超过美国，美国会如何适应中国的这一崛起的地位，如何适应新的两国实力对比？

基辛格：这是个好问题。GDP这个概念，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虽然总量上中国正奋起直追，但是从人均来看，离美国还差得很远。真要人均GDP也超过美国了，那美国到时候也只能设法接受并适应了。但是美国看待中国GDP的增长，除了看数据上的变化，更深层次的还要看两国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对比，以及届时两国之间的政治氛围。美国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我自己对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你要让中国的发展不像现在这样能够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你们作为美国人就应该学会更加创新、更加刻苦、更加用心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与经济。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是应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去打压中国，让中国的发展受到限制。在未来，无论中美哪国是世界第一大国，都不应该出于自利而将意志强加给对方国家。

问题4：基辛格博士，您曾当过兵，也在哈佛任过教，更是成为了推动中美建交的先驱。那么您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让其成为了最难忘的时刻呢？

基辛格：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人生中有太多难忘的时刻了，要说出唯一的一个最难忘的真挺难的。说几个比较难忘的时刻吧。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德国，但是我的亲人们却惨遭迫害，让我感受到了人际关系的脆弱，原本熟悉的世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所以这样的经历也就让我更加坚定了未来自己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稳定、更加和平的决心。另外一个想分享的是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历史特性，使得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对于历史会有非常强烈的延续性，会不断进行传承与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在美国，你可能不会听到人们会从历史中去追根溯源，比如“克利夫兰总统曾经说过blablabla，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这样的现象不会出现。但是中国人却很自然会以史为鉴，把过去几百年甚至两千年的历史拿来作为现在和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这些都是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事，但是我在这里不能穷尽枚举，否则今天的交流会就要开到明天早上了。

问题5：美国是两党执政，一位总统在位最久也只能是8年。那么如何保证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能够稳固不变呢？

基辛格：从政治制度上来说，那是没有保证的。执政党更迭、总统更换，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但是对华政策从1971年我访华之后基本确定，在之后的每任总统，基本都是认可、接受，并且传承下来的，在这些原则性的政策上，从来没有哪位否定、驳斥过尼克松总统当年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我本人与10位历任的美国总统相识相交，他们也都在任内会私下来找我，与我探讨如何更好地推进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我们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官员，卸任之后也都还保持联系，对于这些外交政策也时有商讨，在任者也不时会向我们来咨询。所以这不是某一个人、具体的人或物来保证、来决定的，而是整个执政者团队与相关人员共同商讨的氛围，在现实中保障了中美关系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稳固。

问题6：您是否有“祖国”的这一概念，如果有，那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呢？

基辛格：与我关联最多、最紧密的国家当然是美国。虽然我在德国出生，但是我的亲人在那里遭到了迫害。我15岁到达美国，美国可谓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与我的家人，使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方。所以我会对美国相当看重。

问题7：您前面提到了您是一位新现实主义者，请问新现实主义在您自己的思想中有怎样具体的体现呢？以及，您怎么看待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的新现实主义奠基人，著名学者——肯尼思·沃尔兹？

基辛格：这个问题，有些让我意想不到，为什么会把我和沃尔兹先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当然，美国国内也有些人会把我们放在一块，认为都是现实主义者嘛。但是我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与他有过一次长谈。我们俩涉及的领域基本不同，肯尼思·沃尔兹所涉足的是学术领域，在抽象的概念方面有着相当高的造诣。但是他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在国际事务的实践领域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尽管如此，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与思想，我还是相当赞同的。再来说说我，美国等一些民主国家，认为民主思想是好的，就需要向全世界进行推广，如果在推广过程中受阻，就不惜施加更大的压力、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解决。但是每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民主都是有限的，美国所要推行的那种民主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达到或者说适用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更需要关注的就是与他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而不应该过多干涉内政。比如现在叙利亚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民主通过美国现在这样强行的推动，那是行不通的。而对中国，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干涉太多，如果中美两国最终对立起来，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会被一个强大的压力推动选边站，那将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1949年，美国CIA以“担心共产主义势力上升”为由，策动叙利亚军方推翻叙利亚民选政府

问题8：我拜读了您的著作《论中国》，其中提到了许多您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的接触与他们的贡献。那么毛泽东一代的领导人，你认为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尤其是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呢？

基辛格：虽然我很清楚1971年前的几十年内，中国国内发生了哪些事，但我当时的责任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探讨一些国际事务。毛、周等人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关事务的理解非常准确深刻，他们为中国的外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们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这让中国对我的吸引力急剧增加，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贡献。但是要说政治遗产的话，很复杂。我自己参与到的也只是毛、周这一代领导人晚年一小部分——外交领域的工作中。他们对中国之后的领导人，到底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恐怕还是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给出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