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延续性，以及超强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这一点和西方的选举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特朗普在上台之后迅速废止了前任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方案。为什么中国能够延续十四个五年规划，而西方很难做到这一点？

张维为：西方制度下难以做出长久规划，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多党竞争导致的短视政治，即使一个政党制定了计划，另一个党上台可能就会把它推翻；二是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人基于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带来社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否定规划的作用。

我前几天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教授有个对话，我们讨论了他的新著People，Power and Profits，中文书名叫《美国真相》，这本书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深刻社会危机以及特朗普上台等现象，他认为美国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否则很难走出危机，这也是我长期坚持的观点。

英文中有个单词，叫short-termism（短期主义），专门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没有规划的状况，这样的制度不走衰也难。最近美国疫情形势日益严峻，新冠感染人数已经接近90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万，但整个国家连一个全国统一的防控疫情计划都没有。美国好几位传染病专家都在说：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个“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冬天”。

观察者网：中国制定规划和执行规划的能力，在国际比较中十分突出，如何解释中国这种独特的能力？

张维为：我想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领导，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部分利益党”；她是一个“使命担当党“，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选举型政党”；她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发奋重新崛起的伟大民族，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中国要被开除球籍；理解小平同志主政后就提出的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长远目标，而十四五规划是实现这个长远目标的重要一环。

总体上看，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从过去的只涉及经济的一元，到兼顾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再到今天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许多内容的多元。十四五规划的内容将包括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民生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还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等很多内容。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