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特朗普拥有的外交权力是不受制衡的。他退出TPP、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等，都无需国会批准。包括他下令轰炸阿富汗、导弹袭击叙利亚、暗杀伊朗高级官员苏莱曼尼、把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样的决策。所有这些行为都对美国和世界的安全、和平、发展、稳定造成巨大危害。

第三，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能够做到权力和平有序交接，保持社会稳定。

但现实却是，全球许多采纳西方制度的国家，一场选举过后往往造成国家分裂和动荡甚至战争。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泰国、许多非洲国家等莫不如此。就是美国，历史上当林肯当选总统，南部七个州立即决定独立，不接受选举结果。最后也是通过一场血腥内战作为解决办法。

今年的大选则又有重演分裂之势。法新社采访一位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毕凯（Cristiano Piquet），问他为什么要亲自现场提前投票。他说：“我们不能相信那些民主党人。”“他们（民主党人）邪恶透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想确保自己的一票算数。”类似的现象在民主党阵营也存在。互相视对方为邪恶，还怎么妥协？输的一方还怎么会接受结果？

德国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的事件，只过是发生在立场不同的母子之间。儿子宁愿交房租住到学校里也不和母亲同住：“如果继续住下去我们两个都会疯掉，我们实在争吵太频繁了，都快把亲情给磨没了”。朋友同事同学反目、邻居不相往来、家庭分裂，由此可见今天西方民主政治对家庭、对社会的撕裂和破坏。

上述事实说明，选举民主要想成功，是有很多条件的。第一首要的是有集体共识。这个共识一般是建立在经济基础或者民族之上的。正因为美国南北方没有共同利益而且尖锐对立，民主选举就成为矛盾爆发的催化剂而不是解药。

现在美国，各方的利益分歧日益尖锐，相应的，价值观对立也日益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将无法再扮演化解问题的角色。特朗普一再说他如果败选就离开美国，这不仅仅是打同情牌拉票，也是今日美国不包容、不宽容的写照。从本质上讲，自己人才会宽容和包容，现在竞选双方还把对方视为自己人吗？

应该说不是民主建立共识，而是有了共识才能建设民主。

第二，还需要许多制度建设和文化的条件，民主制度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

现在全球已经担忧美国是否能够做到权力和平交接，表面上看是特朗普这个人的原因，但根本上则是制度的基础已经改变了，没有共识，何来妥协？哪怕这一次最终实现了和平交接，只要问题不解决，未来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就如同在林肯之前，南北没有发生战争，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

第四，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西方的民主可以解决民族问题。但事实却是美国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黑人遭遇的歧视和迫害能够迅速广为人知，警方也无法再编造谣言或者理由。今年弗洛伊德被跪压八分钟遇害，引爆了全美国的抗议浪潮，期间暴力事件频发。

持续不断的美国黑人抗议，图片来源：新华网

不仅美国，法国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也是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位历史老师因为展示默罕默德的漫画而被一位祖籍车臣、但在法国接受教育、平时没有案底也没有激进化的十八岁穆斯林砍头杀害。二十一世纪不过才二十年，巴黎骚乱、伦敦骚乱、挪威骚乱，巴黎恐袭、伦敦恐袭、比利时恐袭、马德里恐袭，一波接一波。

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无法化解种族冲突，原因很多，比如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新冠疫情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2020年拉美裔美国人的死亡率上升53.6%，黑人上升34.6%，白人上升11.9%。但一个原因是政治人物刻意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特朗普拒绝谴责极右，拜登则亲自会见受害人家属出席葬礼。法国政府对遇害老师高调处理，既有给国民一个交待，也有和第一大政党极右抢夺话语权以及转移国内疫情和经济困境的目的。

客观来说，种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难题。因为这并非理性所能解决的，它和认同、感情有关。奥地利一个极右小党的副主席积极反犹，后来竟然得知自己是犹太人！于是他退出了这个政党，并成立一个新政党，追求族群平等。所有这一切，就只是因为身份变了而已。

所以欧美这种高调和政治利用的方式处理种族问题，无异于提油灭火。

种族议题之敏感，还可从以下例子窥得一斑。法国历史老师遇害之后，按说华人华侨是第三方，相对中立，本应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结果我所在的一个均有留学背景或者学者背景的微信群，竟然有多人因观点不同而一怒退群。还有一位华人不赞成我的观点，竟给我如下留言：“你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伊斯兰极端人物啊！”、“你真是不仅卑鄙，而且是邪恶势力的支持者”、“你真是个无耻的小人，在这种不仅关乎宗教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而且是正义与邪恶的人类基本问题上，你表现出来的态度，真实得反应出你的可耻小人的丑恶嘴脸”。

一个第三方尚且如激烈，可想当事的双方。

对当下美国现实的梳理，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所谓的民主，不但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还无法阻止最坏的结果；既不能有高效和高质量的国家治理，也不能制衡政治人物的滥用权力；既不能促成社会的共识和和解，反而激化矛盾和冲突；即不能推动各民族的平等发展，也不能化解种族对立。正如英国媒体BBC所总结的：陷入合法性危机的似乎不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面对这场选举，西方不切实际地幻想只要特朗普败选，这场合法性危机就能结束，还可以借此展示纠错能力。但是这个制度既然能选出一个特朗普，就能选出第二个。更何况，不管谁胜选，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美国选出黑人总统，种族问题化解了吗？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和对立难道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吗？美国疫情极其严重，欧洲的英法德意西比等不也同样如此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乃至全球对美国大选如此担忧纯粹多此一举。公正地讲，美国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特朗普，他也是美国问题的一部分，他的出现只不过令美国的问题更加突出罢了，因此，美国的问题，真的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错。

最后要说的是，特朗普这样修养欠妥的政治人物并非美国首个。1800年美国总统竞选，挑战者杰斐逊诽谤约翰·亚当斯总统，说他是个“令人作呕的书呆子，可憎的伪君子，暗地里有着阴阳人的性格，既没有男人的力量和坚强，也没有女人的温和与敏感”；作为对他的回击，亚当斯总统的支持者则称杰斐逊是一个“卑鄙、未开化的家伙，是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母亲的儿子，是来自弗吉尼亚的黑白混血的父亲的种。”

西谚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什么文化就有什么制度。这也是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宋鲁郑，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