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1786），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1739—1799），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就要想象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谢恩副使李在学（1745—1806）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尚忆征车泪染裳。壁上芳诗无觅处，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1828），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尚忆阿娘作嫁裳。梦里江南春草绿，芳心应羡雁随阳。

三、凭想象改塑历史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象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在，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从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有意无意中，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象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 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四、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

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壁上新诗掩泪题，天涯归梦楚云西。春风无限伤心事，欲奏琵琶响转凄。

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江南江北鹧鸪啼，风雨惊飞失旧栖。日暮天涯归不得，沈阳城外草萋萋。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注释略）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