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这些理论怎么来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强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这是对英国和欧洲在17、18世纪经验的总结。到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的市场解决不了经济大萧条的复苏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任何理论不管是来自过去经验的总结还是现在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以提出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为条件的，在发达国家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盛行的理论也就跟着变化，例如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以市场供需双方大致均衡为前提，到了上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大量失业存在，靠市场价格无法使得市场恢复均衡，就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 到了60年代市场供需大致恢复均衡，再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就被强调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

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当时的条件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必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必然就会出现我们常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少数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是经济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先看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做好什么，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50年代、6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政策就是这样子，80年代、9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渐进双轨的转型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反思起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治理体系应该讲目标是崇高的，是要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体系也是完备的，以一国一票的联合国来处理全球的公共事务为核心，下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机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专属机构，涉及整个国际治理的方方面面。我认为这个体系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这个体系运行的指导思路，目前的思路基本上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自觉的不自觉的，或是在发生危机时外部强加的就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思路作为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思路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不成功。在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政策则在思路上正好都是违背了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

所以，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讨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不是要重启炉灶，而是要发展中国家总结自己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并且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想出自己解决的办法。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理论和思路，目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完备的，是可以使得任何国家都发展起来，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我认为中国义不容辞，因为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现在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从2010年开始，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经济是基础，所以中国有责任来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且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与失败的问题，携手解决发展中国家自己的问题，来完成各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带来我们这样的反思，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之下继续沿着全球化的方向，每个国家根据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全球共同繁荣必然能够实现。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整理自林毅夫在2020国际投资论坛主旨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