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调整产业政策。我国制造业领域产业政策的重点，应避免过于偏向高新技术产业，需注重政策资源在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之间平衡，促进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产业政策投入重点方向，应从促进投资与资本形成转到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技术能力的积累，政策资源尤其是产业补贴资金要更多导向公共科技服务体系，支持其进行研究开发、技术扩散以及为企业提供其他技术服务的活动，支持其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活动。这能避免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贴，从而尽可能避免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这也是美、日、德等国通常的做法。

进一步改善传统制造业发展环境。进一步减税降费。减免制造业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稳定环境管制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与排放标准的制定需稳定可预期，在依法依规严格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取消部分地区“一刀切”关停企业的做法，避免政策与标准的频繁变动为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加快建设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务实推动企业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与效率的提升。一是，借鉴德国以弗朗霍夫协会、中国台湾工研院和韩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熟经验，同时根据我国的产业发展实际进行适应性制度创新，设立高水平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着力于传统制造业基础技术与共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二是，借鉴日本中小企业评价系统与政府认证的咨询师制度，组织认证专门的、具备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和现代工艺知识的专家队伍，为传统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让企业能够更快速获得成熟先进适用技术及相应的管理咨询服务，逐步解决现实问题。三是，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运作模式，帮助传统制造业企业掌握成熟的先进适用生产工艺、自动化技术或柔性生产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能力，帮助企业更为务实有效地提升技术能力、效率与竞争能力。四是，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时，应鼓励针对传统制造业及其企业的具体运用场景与实际能力，以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为中心，更多采用成熟的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开发和推广先进、经济的适用性技术。

加强实用性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质量。推动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紧密合作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技术工人。可参照德国模式，建立产业工人终身学习机制，由政府统筹规划，在财政上提供支持，在制度上提供法律保障；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开设符合社会需要的课程。强化工程师与高技能工人的培训。鼓励和支持一流大学和企业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工程师，鼓励企业优秀的高级技术人员充实师资队伍，优化学科与专业设置，加强制造工艺工程学科的建设。鼓励国内一流高校设立专门的“技术工程学院”，教程与课程安排针对现代工厂中的班组长或车间负责人的工作要求来设置。

（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