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金融时报》的马丁 · 沃尔夫(Martin Wolf)将特朗普时刻描述为“两个终结——即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终结，美国主导的地缘单极化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时代可能会被证明是美国历史和世界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如果他连任的话。他的竞选吸引力可能会转向美国的国内政治，而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是变革性的。

当前有关特朗普的辩论，重新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问题的思考：重大历史结果究竟主要是政治领导人决策的产物，还是超出任何控制范围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有时候，历史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它的流向是由水文和地形决定的，而人只不过是水流中紧紧抓住一根木头不放的蚂蚁。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试图驾驶和挡开岩石的白浪椽子，有的偶有翻覆，有的则会成功靠岸。

例如，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才把美国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但他前期对德国构成威胁的道德框架，以及他应对这一威胁所做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历史上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亨利 · 华莱士接任总统(1944年罗斯福总统竞选中的副总统)而不是杜鲁门，那么，美国对苏联野心的反应可能将会大相径庭。1952年大选之后，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特和自信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可能会破坏杜鲁门遏制战略相对平稳的巩固，而遏制战略的落地，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下实施的。

约翰 ·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避免了一场核战争，随后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份核控协议，他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和林登·约翰逊却让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不必要的惨败中。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经济问题曾侵蚀了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加速了苏联的崩溃。里根的国防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乔治·沃克·布什处理危机的能力，对冷战的和平终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的上述举动，使得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北约。

换而言之，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艺能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特朗普不能轻易的被解雇。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对制度、联盟和美国软实力的削弱，民意调查显示，自2016年以来，这种软实力一直在下降。

对于成功的美国总统而言，权谋之术和组织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情商也是尤为重要的。情商可以带来自我意识、自我控制和情境洞察等能力，而这些素质在特朗普身上都不明显。他的继任者，无论是在2021年还是2025年，都将面对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独特的个性和政策。这种变化有多大，将取决于特朗普是一个任期还是两个任期的总统。在11月3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美国是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终结点。 

（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