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控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方向的右翼势力不具备动力、诚意推动沟通，更不具备维系中美关系的信念，指导他们的唯一理念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丛林法则化的政策取向。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给予两国关系一定喘息空间的基本条件，国会成为反华遏华政策的最大“工具箱”，正在进行的大选更为对华强硬政策的极端化操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与此同时，代际更迭将一些少壮派推上美国对华操作的前台，他们热衷于剑走偏锋，缺乏专业的历练和历史知识的积淀，也对战略和政策性的对话缺乏耐心，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大于建设性。

显而易见，“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的危机沟通无法在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被复制。但对中方而言，随波逐流地放弃沟通努力将是不理智的。中美关系越是向下沉沦，中国越需要在其运作中重新唤起沟通的力量，一手抗争、一手对话。

有人说，美国已经决定全力打压中国，沟通是浪费时间。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诚然，美国国内已就加强应对中国崛起形成了新的跨党派共识，压制中国对美竞争力的过快增长是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方向，但在具体实施策略上仍有很大内部分歧，民主党主张同中国有限接触、有限合作。即便在共和党内部，大量专业人员也对白宫的极端作法持保留态度。

且不论中美之间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尚有深度利益纠缠，即便当年美苏相互高度隔绝、各率一个阵营进行冷战对峙，两超之间也是有庞杂、系统和高度专业化的沟通机制并且坚持运作的。

为什么要坚持沟通？

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危机，我们为何需要坚持沟通？在笔者看来，目的是要在复杂性、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并为将来中美关系仍有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一点空间，以便在条件重新具备时将其引导回基本稳定和建设性协调的状态。

不得不说，沟通是对美斗争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方的斗争是为了制约美方破坏两国关系的偏激做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大局，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保持沟通则是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冲突，避免合作彻底破局。

我们需要和谁沟通？

在美国，仍有大量的知识精英和社会民众关心中美关系，认同中美合作对两国和全球的意义，希望它不要继续坏下去。这些人既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军方内部的专业派、理性派，地方州县一级的务实派，更包括美国人民，他们都是沟通的对象。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7月发表的讲话里提出了年内首次访华的意向，随后中美两国防长通了电话，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了双方高层之间的沟通意愿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需要沟通什么？

第一是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这是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永恒首要命题，即便是各说各话，也有助于加深了解，拓展视野，丰富做判断的基础。第二是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敌国关系，也需要有明确的逻辑边界和行为底线。在这方面，当前十分紧迫的是明确相互尊重政治制度、互不干涉内政、不把意识形态之争上升为中美核心矛盾和两国竞争基本面的基本准则。这似乎是当前中方在对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第三是危机控制和风险管理，这既涉及战略和政治意图，也涉及覆盖面甚广、专业性很强的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机制建设。这是当前美方在对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在这方面，中方也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学习。第四是即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也可以保留的合作方向。

我们应该怎样沟通？

这涉及对两国间残存、瘫痪的沟通机制的梳理、激活、改进和完善。事实上，在中美之间，包括防疫和医疗在内，许多领域性、专业级、工作层的沟通交流机制仍在不受政治干扰地默默运转，它们理应得到支持。这也涉及风格的调整，多一些坦率，少一些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以便赋予沟通更多实质内涵。此外还涉及渠道的拓宽，应该主动创造条件，鼓励不同界别的人士各显其能，线上线下多走出去，多元沟通，这才符合中美两国都是多元社会的客观条件，才能真正起到“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效果。

“至少留一扇门”，这是斯考克罗夫特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面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写下的话，也是邓小平和老布什在当时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的共同期许。邓小平在1989年11月15日写给老布什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

富有政治智慧和开放精神的那一代人，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实现了极难条件下的解套。在他们看来，沟通不是实利主义的工具，而是信念的载体。

（安刚（An Gang），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编辑；原文标题：沟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