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明差异对中外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在中国这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社会，一旦国家和政府作出了判断，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安全，那么一切都要让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武汉“封城”以后，一声令下，中国人几乎都呆在家中。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

在西方这个法律规则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政府即使想采取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也必须按照规定的路径和程序来。在历史上，这种状况是有先例的。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必须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了。但是受困于中立法、孤立主义情绪和国会宣战权的约束，美国就是无法参战。美国只好先通过“租借法案”等形式，绕开中立法等相应法规的约束，来支持与自己友好或利益一致的国家。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人才如梦初醒，国会也才在一夜之间从反战舆论主导，变成一边倒地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西方的表现如出一辙。西方有识之士早就从中国的教训和经验中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无论是中国式的封城，还是新加坡和韩国式的不封城，政府的积极介入和主动作为，民众的自觉、主动参与和配合，都是抗击疫情所必需的。认识到这一点很容易，但西方国家就是无法参照一些亚洲国家的成功抗疫经验解决国内困局。特朗普总统曾经想在纽约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但是纽约州州长马上反对，并声称“强制隔离相当于联邦对纽约州宣战”。西方人普遍认为，为了一个尚不确定的病毒威胁而放弃法律和规则，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可能会催生更严重的“政治病毒”。因此，在意大利等国，政府只好逐步升级，不能直接快速地采取先发制人的防治措施。结果几乎在每一个阶段，西方国家的政府都落后于不可见的病毒。因此，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误，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特征所致，并非政府或具体某位领导人的过错。

西方人也认同这一点，但并不认为这种因为规则意识的拖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中，美国都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民众也不认为政府或官员应该对此负责任。在比较近的一次，2009年H1N1病毒大泛滥期间，美国国内共有6000多万例感染患者，造成1万多人死亡，情况非常严重；但美国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也没有被民众大规模问责。其背后逻辑是：在西方，政府与民众都是根据规则也就是契约行事的，只要遵守规则作出的决策就是对的。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加重要。这一现象，可能也是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当然，这一特征也是一把“双刃剑”。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使得中国可以快速动员起来民众应对疫情，但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在重大灾难和危急事件中免责，对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府来说难度较大。

中华文明之集体主义与西方文明之个人主义，影响着人们对“创造性”的理解

集体主义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源于农业社会对抗自然灾害和外来入侵时对严格、密切组织的需求。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也使得集体主义有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并与大一统历史相互促进。人们只有愿意牺牲个体利益，服从于更大规模的组织需求，才有可能更好的生存下去。西方文明则强调个人主义，这主要来源于西方世界的游牧和渔猎传统。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生产单位比较小，自然灾害的威胁也远远大于社会组织的最大能力。即使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多数实施封建制度，国家权威和事实统治范围非常有限，政治单位往往比较小，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治理和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个体自由和独创性，就比相互间的协调与服从更加重要。这种区别，对中国和欧洲的当代政治地图都有影响。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类似，但是却被分为4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省的数量还要多，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走上西方政治道路的国家，政府在抗疫方面的权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民众也大多非常配合政府的抗疫安排。很多人都自觉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社会的整体抗疫需求。不服从的人是有的，但非常少，并且很多还是在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也容易引起社会公愤和批判。所以，在抗疫过程中，无论身处何地，也无论疫情轻重，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东亚人，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在一些外国人看来，“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中国这种一呼百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融在中华文明群体的血液之中的，并非都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与此相比，西方民众的表现则体现出充分的个人主义特征，不服从不仅可能是不违法的或不道德的，反而还可能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有时甚至还会得到很多支持与喝彩。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西方人不仅自己不愿意遵守原本就非常松懈的封城令，而且还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相关决定，造成新的群体性感染。西方社会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征，让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在如何管理民众以减少病毒传播方面都非常头痛。通过非常强烈的封城令，在西方法律和规则层面往往是不可行的。而依靠人民来打赢这场抗疫战争，人民往往又以显示个人英雄主义为荣。直到2020年3月底，虽然美国一些州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开始采取了相当严厉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另外一些州，包括首都华盛顿特区，人们照样成群结队，赏花踏青，并没有真正地把疫情放在心上。到了2020年7月，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时，特朗普总统仍然在大声呼吁要复工。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他也不缺少支持的声音。

中国之“和谐哲学”与西方之“斗争哲学”，影响着人们对分歧和异见的管控与处理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注重秩序以及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与此相比，西方政治文化则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西方不是不追求和谐，但要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