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发国家而言，兼容国际主流生态系统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尊重人类文明进化历史的务实选择。由于兼容国外主流生态存在脱钩和断供的风险，采取兼容策略的国内企业必须以10倍的努力加强自主创新，准备好充足的“备胎”，在已引进的知识产权基础上自主分叉发展。

培养一个能成为主流应用的生态系统需要巨大的投入，花费的人力、财力可能比建生产线还要多。国家应统筹规划，把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系统作为信息领域的头等大事，从人才培养、知识产权布局、标准制定、产业链衔接、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多个维度下手，争取10年内见到成效。

4 发挥骨干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

过去一讲发展科技，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我们常常讲：科技强则国家强。我认为，真正实现科技强国的路径是，科技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

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是有一批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家企业，而是中国人才、科技等综合实力的表现。2019年，华为的研发费用高达1317亿元人民币，接近全国高校的科研经费总投入（2018年为1457.9亿元），远远超过中国科学院当年的科研投入（约800亿元），从投入可见华为在中国科技发展中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支持华为度过难关也是保卫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成果。国家应通过“新基建”计划大力支持一些高技术企业的领先地位，组织全国力量尽快实现5G基站芯片的国产化。要大力提升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效率、优化投入结构，扭转目前政府科研经费投入中研发经费（R&D经费）占比过低的局面。

发展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经济，必须发挥骨干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政府应支持企业做优做强，而不是尽力帮助企业做大。我国应向德国学习，大力提倡发展强而不大的企业，不要鼓励企业攀比规模。

要在国际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在国内形成企业命运共同体。但是，目前科技界和企业界还是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同行企业之间还是在“窝里斗”。你死我活的同行企业竞争思想几乎已经是每一个企业的行动指南，很少有企业想过如何与同行企业“共生”“共赢”，形成命运共同体。

中国培育不出一个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开源软件，没有形成主流的信息产业生态系统，不仅仅是技不如人，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国外的企业之间竞争也很厉害，但必要时企业之间还是能开展竞争前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就是同行企业竞争前合作的结果（由垂井康夫倡导）。

中国企业现在最缺乏的是竞争前的合作，现在必须改变“同行是冤家”的传统思维，树立企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让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要注重发挥政府在企业竞争前研发合作的引导作用，改变目前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安排方式，按照激励相融原则，引导企业在竞争前共性关键技术上进行研发合作、协同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 。我们一定要落实总书记的指示，大力加强企业间的联盟与合作，共同应对美国政府的打压，通过做强企业实现强国梦。 

（本文源自李国杰院士2020年8月7日在深圳华为总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的发言，即将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