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也给了上海许多机会和政策红利，明确了上海的特殊地位，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在困难的环境中背靠国家的支撑和鼓舞稳步向前。如果未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会有广泛的拓展，我认为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金融体系的深化。我们将和更多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业务往来，不光是停留在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这几个金融板块，将进一步的拓展与海外国际金融中心的嫁接能力。其二，发展离岸业务。离岸业务有利于加深我们与海外金融中心的衔接能力和融合能力，上海欢迎符合国家准入条件大型中型机构进来一起开展人民币的业务。其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业务的数量会大幅度提升。正如此次论坛满主席讲到的，未来我们不光是在财富管理的二级市场或者股权投资市场开放给海外金融机构，而是把业务量放到最前端，开放市场建立一种合格的境外投资人资格，提升人民币的境外份额的同时把业务的场景广泛打开。但是，唯独我们不能放的一个场景是脱实向虚资产泡沫，坚决阻止投机资本来捞快钱的做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底线是资金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完成一场收入再分配的零和博弈游戏，带走了我们的储蓄，留下了金融危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其四，游戏规则，或者叫制度建设。既然是人民币的业务为主，由中国来制定游戏规则，要重启炉灶是困难的，就像郭树清主席讲的来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虽然不一定会赢得市场的尊重和国际竞争力，但一定是大家认同的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此次论坛上，易会满主席、潘功胜副行长也都强调了要融入世界的游戏规则，要与他们保持畅通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建立一个能够适合所有金融机构接受的保护投资者利益、惩罚违规行为的制度。如果我们没有游戏规则，中国的金融开放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投机资本助长资产泡沫的可能性，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会先行先试。
FDDI：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上海正在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的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这是否意味着上海在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将加快速度？
孙立坚：人民币自由兑换关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开放程度。第一，人民币账户自由兑换的便利度是国际金融中心重要指标。其背后代表着境外资本进到中国，采用人民币形式开展业务，实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便利性。人民币业务在经常账户的业务，主要表现在企业开展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实体经济的需求促生金融业务需要配套地实现等量外币-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现在上海的金融业已经完全做到这一点，不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我们在业务量的增长仍可以有进一步提高。第二，财富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高低最为直接的指标。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账户的表现，上海在当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近几年先后推出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包括大宗商品，也已经推出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现在可以预期上海金融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核心问题在于，人民币-外币自由交换通道的打通，将考验金融监管部门和业务部门对于财富管理和风险规避的能力，如何进一步利用储蓄转变为企业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不是脱实向虚的理财产品，如何更有效监管自由兑换后的新金融业态和新流通渠道，这些都是难点。具体而言，外资投资能否涉及国家重点发展的供应链板块前端产业，产业链后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能否向外资金融开放，这些可能都是未来进一步开放和更有效监管的新高地。
FDDI：易纲行长在论坛上表示，降准和再贷款都是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前者表现为缩表，后者表现为扩表，但这几年央行扩表和缩表的规模大体相当，而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规模持续扩张，贷款不断增长，这也表现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高。据此，您觉得央行接下来降准的概率会有多大？
孙立坚：金融业务是资金密集型的服务业，与国家货币政策走向、货币宽松性和流动性，是密切关联的。国家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一方面必须考虑现实的货币供需关系，当下市场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国家也会适时动态调整货币供给，调整包括准备金率在内的主要货币政策参数，这是国家对于流动货币充裕性需求的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国家一定会相应加强宏观审慎性的监管，防止出现资金进入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严防资产泡沫，严控杠杆率和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不断实现对外金融开放的当下，对于流入和流出资金的审慎性管理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整最为关键的配套措施。
对于央行是否选择降准、何时降准依旧不明朗。尽管准备金率的降低，确实能够释放大量流动性，但是运作的效果不一定很好。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关注央行现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一些非传统的定向资金的调节工具的来输送资金。相比货币政策，如何根本性提振经济更为重要。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中国金融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做好，前提在于能否服务好客户，金融业有机会把实体企业和投资者联系起来，形成投资-消费互动的良性环境。
FDDI：这两年，我们感觉到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您是否也有这种感受？在您看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
孙立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我们上海的金融业务实现更有效、更通畅的金融服务实体的传导机制，上海的金融体系需要成为更好的管道金融载体。作为管道的金融业务需要畅通地桥接两端，一端在于消费者能不能将储蓄匹配到适合自身规划的金融产品。通俗而言就是，所谓的我愿不愿意买股票，买股票我到底买什么样的股票？我买债券到底是买长期还是短期？所以，能否为消费者、投资者量身定制多元化选择，匹配到合适产品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货币金融普惠社会大众，这是当下金融需要进一步发力的一端。而在另一端，就是引导原属于投资者的资本流向中国企业，而这一端的阻塞，洪水满贯的问题迟早会发生，资金滞留在金融部门，最终只会引发金融泡沫，徒增杠杆和系统性风险。
上海的金融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两端的货币传导机制，这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不能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当下复杂的国家大环境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能指望外部机遇，重要的在于自身培育出机遇，国内金融-实体的市场环境十分重要。良性的市场环境将带动企业的创收意愿和消费者的投资意愿，经营业务不仅带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更重要的在于带来全民实现收入增长，带来老百姓储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增长，这都是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可能。
上海怎么做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关键就是在金融体系深度和广度的建设。在广度上，上海能不能让海外合格的机构越来越多地汇集上海，打通境外进本投资上海、投资中国的管道，吸引外资更多地投入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业务中，这个是我们今天能不能融入海外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参与到人民币业务当中来的关键。当下这部分还是我们的短板，以之为目标，我们需要加大金融业务的创新，尤其是要创新对外开放的国际业务。在深度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要肩负起金融体系的优化，金融机构的引入和这样一个架构和概念的推进，需要上海的金融业界和管理部门完善和跟进与国际接轨的游戏规则，形成一套成熟市场所需要的金融制度体系和法制基础。
（作者是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