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

许多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战后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认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带来的变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产生催化剂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经出现的趋势。例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快调整，国际权力进一步分化，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严峻。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离岸外包越来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产基地尽量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流程变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灵活应对突发波动。

“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从目前各国的政策讨论和拟推出的举措看，有以下动向：第一，攸关美国安全的产品生产，如生物医药、个人卫生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方立法强令企业回迁；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而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费品上的对华依赖下降；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行业巨头会驻守，它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继续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第四，5G等高科技产业“脱钩”，导致中国被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实上的不同体系和不同标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专业人士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2020年初清华战略与安全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时，中外战略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分配进行了评估。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中美加起来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全球军费开支的44％，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

中方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不愿意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概念，国际社会对“两极世界”也有很不好的历史记忆。但是，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发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准确判断彼此意图，避免基于误判确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明显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处方式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敌”还是“非敌”，结果大不相同。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响。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力量，无论是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观望态度，构成某种“第三方力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国也因与中美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不想在两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

疫情期间，我在参加一些中外学术线上会议时注意到，国际学界在议论“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进入领导力缺乏的状况，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聚合性领导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意在联合多国应对单边主义挑战，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体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这些高度复杂和多元、多层次的因素是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转换的。中美竞争固然已经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苏冷战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大国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对立关系那样，两者不可进行简单类推。

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大国竞争，如“一战”前的英德竞争、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日对抗、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有一些相近的特点。例如，都曾经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新兴大国表现出进取姿态，守成大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追赶的恐惧心理驱动下，选择了遏制对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竞争是在世界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人为地突出起来的，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是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实现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