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拜登上台，在中国内政、南海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可能比特朗普做得更过分，特别是很可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相对好一点的是，拜登跟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对中国的了解比特朗普多，他自己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另外，拜登身边的辅政成员，很多都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用过的外交官，对中国的了解要比特朗普班子深得多。

总之，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中国各有利弊，但总体上对华关系都不好。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战略，再加上美国朝野对中国既有的负面印象，都让我们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华政策难以乐观。

二、中国对美政策和态度

今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中方督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出发，与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蓬佩奥则称，中国指责美国军方散播了病毒，是对美国进行污名化，美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中美双方此次通话其实都很不愉快，互相指责对方损害了中美关系、损害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近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智库、媒体、民间舆论，对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都被视为是重中之重，应该坚持对美国韬光养晦原则。如今，这些看法已经从主流舆论平台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美国应该针锋相对，敢于亮剑。文艺作品以及各种视频、文章中，甚至已经表示对美国不能再抱希望。

在宣传方面，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提升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信，成为正能量和主旋律。比如中国在这次治理疫情期间的表现，主流宣传总体评价非常成功，称中国给世界立了一个标杆，也开始对世界各国进行支持，包括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美国反华言行的容忍度也大大降低。比如去年12月，美国NBA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当言论，我们以取消美国NBA诸多节目转播作为制裁。针对美国将5家中国媒体纳入《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今年2月中方以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予以反制。针对美国的“中国病毒”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援引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话予以反击，并称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类似事件的处理可能将成为一种模式，即不再容忍美国攻击中国。中美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愈演愈烈，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

在经济、技术、人文交流方面，中美双方都在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在对美国贸易、投资、金融、技术等领域，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我们不希望中美经贸、技术脱钩，但正在为此做思想和物质的双重准备。中国需要的产品，不管是5G、航空发动机或者其他，应该自己制造。美国人也在警惕，比如美国现在进口中国很多的医疗产品和药品，也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疫情期间，外交部发言人还严厉批评称，美国第一个从中国撤出使领馆人员，第一个对中国公民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散布惶恐，带了一个坏头。鉴于美方的态度和措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月24日提醒中国游客切勿前往美国旅游。中美双方互相之间的意见、反感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整体而言，我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

与此同时，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更加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重新树立“国际统一战线”观念，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加大了工作力度，也取得成效。在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机制中，比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中国起到了引领作用，包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这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中国已有清醒认识，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政策上的调整，方向是更加坚决地竞争、斗争。中国总体上强调对美国要丢掉幻想，准备面对惊涛骇浪般的挑战，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强竞争意识。

对美外交表态目前还保持和缓，即坚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也表示双方需要合作。

三、中美关系的综合判断

近几年来，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继续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态也都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政治极化，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非常激烈，而且身份政治很突出；中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力度更大，意识形态、网络管控也比过去更严厉。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因此越来越突出。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贸易战暂时掩盖了其他领域的冲突。

中方的应战态势初期比较被动，2019年秋季以来，中国更加强调打主动仗，树立斗争观，面对美方紧锣密鼓的反华攻势，不断回击。新冠疫情以来，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减少，以“隔洋喊话”为主。疫情防控的客观要求也使双方难以私下沟通，这对缓和冲突不利。

双方的旅游、人文交流、科技合作方面也都处于停滞状态。过去曾经起过一定沟通作用的中美“二轨对话”，即政府官员和政府代表以个人身份，和对方政府官员或代表进行对话，现在已经停止。智库的互访也很少。由于政治顾虑和交通阻隔的双重原因，至少短期内这样的对话都没有再启动的希望。

同中美建交以后发生的历次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滑坡时间长、领域广、感情色彩浓、民意基础深。中美关系的这一轮危机不是突发的，是长期下滑的加速。斗争范围涉及军事、贸易、人权、台湾、香港、西藏、新疆，还有这次疫情，几乎囊括所有领域。双方民意的反应也开始向负面发展。

未来，中美朝向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首要的战略考虑不是避免“新冷战”。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相比，中美如果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当年美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只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隔空竞争关系，只限于军备竞赛，以及在世界各地争夺势力范围。如今的中美双方一旦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即所谓的“脱钩”或“离婚”，关系更复杂，影响更深远，更像是反目成仇。

原来美国对中国抱期望，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中国也总觉得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去美国，双方有大量的技术交流、经贸合作，在政治上提出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也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也抱有期待。但现在这种期待已经基本上都消失，振荡效应和心理上的“内伤”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