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种“异化”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就在“位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实质性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不得有“异化”俄罗斯领土的言行。普京提出这样的修正案的目的应该是指向以美国为首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这种制裁就是源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苏联继承国”的不可变更的立场，是对经济制裁的新的对抗，更进一步向西方世界表示，收回克里米亚、捍卫所继承的苏联领土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普京的修正案还是有个补充，即政府行为的定界、划界和重新划界不属“异化”之列。这条显然是针对国内对普京总统执政20年来在国界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的回答：我是总统，我说了算，我不在异化之列。

关于国家利益底线的另一个问题——霸权，即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话语权和行动权的绝不能被忽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其症结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在二战中作用的评价和认可问题。而从2014年初春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处在西方的越来越强的经济制裁之中，其导火索就是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也很紧张，双方冲突不断，俄罗斯强调当年三国的自愿加入苏联和卫国战争中的“解放者”使命，而三国对抗的就是相反的立场，其导火索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也处于微妙的发展进程之中，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设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这五国的“非欧亚联盟”的较量中蹒跚，其核心问题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自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已经大大越出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的重要的外交决策，以致俄罗斯政府在外交行动中，将克里米亚以及其他曾是苏联领土的归属俄罗斯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和相应的外交行动而实现的。比如，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国防部近年来就陆续不断解密苏联时期的档案，来证实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功勋和“解放者”的英雄业绩。随着今年二战胜利75周内的到来，俄罗斯政府更多地、更频繁地解密这类档案。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现成法律。而现在的总统修宪案就是要把这些年的言论行动付诸法律，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否认克里米亚或其他领土归属俄罗斯，就是试图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俄罗斯人民的意志。

再次，修正案提出了“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这些精神标杆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修正案强调，要从孩子抓起，以这些精神培养他们：“孩子是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财富”，“国家要创造条件 促进孩子们精神、道德、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培养他们要有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为此，普京总统在修正案中，在“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中，对坚决捍卫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和永远讴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赋予了头等重要的意义——“永远缅怀祖国的保卫者并保证捍卫历史的真相”，“贬低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功绩的意义是绝不允许的”。在俄罗斯，在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将一场具体的战争列为国家首要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标杆，是少见的。

我从普京开始当上总统起，就不间断地关注他，跟踪他的言行。现在，回顾这一进程，我认为，普京总统的这一修正案是其20来年执政实践的总结。最早，他强调拯救俄罗斯的唯一办法是再度以军事力量的强大来使俄罗斯重新崛起，所以他重整军威，改善军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窘境，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并且在一场新的车臣战争中重塑俄罗斯军队。所以，我把普京所寻求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标杆，概言为是“强国爱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强国先强军，强军先强海军”。有论述以恢复国歌旋律和军队中恢复红旗为证，说这是普京向苏联、向斯大林的回归。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强国爱国主义”既有向“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回归，但更多的是向更遥远时期的回归，向彼得一世海洋政策的回归，向古罗斯时期的涅夫斯基（涅瓦王）和季米特里（顿河王）的“古罗斯爱乡情操”和“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的回归。在执政的20来年中，普京将“古罗斯爱乡情操”、“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揉为一体，将对千年历史中的“王”、“大公”、“统帅”、“最高执政”组合成一个新的象征——“先人”。在普京近年来谈及爱国主义时，“先人”这个词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强国爱国主义”也就升华为“俄罗斯利益至上爱国主义”，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俄罗斯爱国主义”。鉴于俄罗斯目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多变处境，捍卫这种爱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捍卫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张扬伟大卫国战争的世界意义和不朽功勋。现在，将这种爱国主义列入宪法无疑是要将始自古罗斯、延伸在沙皇俄国、膨胀在苏联的爱国主义——那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体系、列为国家大法，这无意会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修正案强调：“俄罗斯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为国家的或是必须的特征。”为此，修正案并没有去强调“东正教”，而是笼统使用了“Бог”（上帝）这个概念，而“任何宗教”这一提法也显然包括东正教，即东正教也不是俄罗斯联邦的特征。这种提法是很新鲜的。俄国是个将东正教视为国教的国家。苏联时期，政教合一法令被取消，东正教不再是国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信奉东正教的人风起云涌，信徒之众，教堂之多；宗教习俗之繁，俄罗斯俨然成了一个东正教国家。普京执政后，曾无数次强调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为俄罗斯的道德传统，是俄罗斯国民精神的支柱。总统本人是经过正式洗礼的东正教徒，每年的复活节他都要去某个东正教教堂祈祷和祝福。2008年1月7日东正教复活节时，普京总统给东正教大牧首的信中这样写：“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不仅仅是公民社会极为重要的组成，而且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旨在强化俄罗斯公民意识中的崇高道德理想、家庭价值的权威、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东正教复活节“这个节日清晰地表明，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是何等的重要”。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收回克里米亚时，特别强调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说”。他说：“在这里，在古代的赫尔松涅斯，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皈依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普京意思是很清楚的：从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起，罗斯就从一个半野蛮的、愚昧的、无坚定信仰的公国变成一个文明的、智慧的、有坚定信仰的国家了。正是在此普京强调了俄罗斯的国家和文明起源说，并且将这两者合二而一。

经过12年的执政，普京将东正教与其他传统基督教归为了一个统一的“Бог”，将“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演变为“先人的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他们的尊重”。这或许还反应了普京总统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新认识：仅仅是东正教并不能拯救俄罗斯，而“Бог”是保罗万象的；仅仅诉求于“父辈”，并不能使俄国从新崛起于苍茫之中，必须动员所有“先人”的力量。也许，这是一种预示：俄罗斯会向更为遥远的故国追寻方向，会向所有曾经雄霸于天下的“大公”、“统帅”、沙皇求助一条俄罗斯复兴之路。

因此，在修正案中特别强调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和作用。它将俄罗斯民族写成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разуюший народ”（组成国家的人民），这就等于是说，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民族。在这种提法下，修正案建议“强化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的概念。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成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基点和推动力量，因此俄罗斯也就有了一种新的神圣“三位一体”，如果将这“三位一体”简化一下，就是“神、人和战争”。而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策略也标志着，俄罗斯从公民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向欧亚社会的发展转变。这里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资本主义，有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只是不变的欧亚之地。

较之苏尔科夫的“久远的普京之国”来说，普京总统的这一“一揽子”宪法修正案正是他亲政20年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他比苏尔科夫讲得更直接、更实际、更具目标性，是他留给他继任者的宝贵训嘱，是他使“普京权力”永恒的法宝。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是普京还是谁实际上已经不重要，或者，俄罗斯是不是会有一位普京一样的总统，这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魔术般变化的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更迭，这久远化的“普京权力”会怎样演化和变迁，怎样导致现实的俄罗斯成为一个“两大”的欧亚国家。

概言之，普京总统的“一揽子修宪”案就是一句话：追求“两大”：领土大，霸权大。事实上，普京总统本人在最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我需要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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